本文檢討了舍利弗在《維摩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角色所代表的意義。若從大乘的角度來觀察舍利弗，他可以說是小乘人物的代表：悲心不足，智慧不圓；在《維摩經》中的舍利弗，似乎也受到如此的批評。但這與早期佛教經典所描述的舍利弗，卻有極大的不同。產生如此重大差異的理由在哪裡呢？

早期印度佛教，即一般所謂的小乘，以目前學者之公認來看，可說是未曾提到所謂的「相互主體性」的問題。筆者所謂「相互主體性」（試譯英文的 Intersubjectivity）基本上指兩個主體之間的彼此影響。若較徹底規定其含義以及理論前題，則可定義如下︰每一個主體的存在與內在構造，以及其所有特徵的發展，如何藉著與其它主體的關係而成，就是本文所謂的相互主體性。

所謂圓頓止觀，是指運用智慧來修習止觀。依《摩訶止觀》之看法，即藉由十乘觀法來修之，而在《摩訶止觀》所提的四種三昧，基本上，主要也是以十乘觀法之理觀來修之，所不同者，四種三昧中兼有事儀之輔助身口來修之，尤其四種三昧之前三種（常坐、常行、半行半坐三昧）更是如此，藉事法輔助理觀。

根據《虛雲和尚年譜》，虛雲和尚一生中有三次長時（半月、九日、九日）「住定」時間記錄，如此長時間住定的能力，從佛教的觀點應如何理解？與禪定學相關的議題為何？佛典中是否有類似的實例？等等問題是本論文想探索的重點，其內容綱要如下：

此文說明的是北涼與北魏太武帝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情形及關係。中國帝王自漢代之後便有使用佛教意識形態治國的現象。到了第五世紀北涼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時間，中國已有兩種佛教意識形態的發展模式。北涼是中國始用後貴霜佛教意識形態發展模式者。北魏太武帝幾次想使用北涼所用的模式，但因儒生崔浩的極力反對，太武帝因此完全沒有機會使用佛教意識形態。

本論文嘗試由「如來藏與唯識之交涉」的角度，選擇《中邊分別論》〈 相品 〉 及《佛性論》「顯體分」闡釋「境的思路」，尤其睽諸《佛性論》曾對中國佛教界的強烈影響，本論文在理論後果上也將對「印度佛學向中國佛學的轉化」此一論題有若干照明的作用（註46）。

「中國禪宗在西藏」之論文，主要是想透過發生於墀松德贊在位期間的紀元 792 年至 794 年之間的西藏諍論事件，或叫桑耶諍論，來了解六世紀至八世紀西藏佛教的情況，特別是代表漢地即中國佛教的禪宗，在西藏流傳的情形。因為西藏諍論事件，是一樁龍樹佛學系統的印度佛教與漢地禪宗的佛教，在拉薩發生有關教理、信仰理解上的街突而引起諍論的緣故。

瞭解古代素食主義時代的兩個關鍵要素是年代的神話 (myth of the ages) 以及普羅米休斯 (Prometheus) 的故事。(註 2)這兩個要素通常被描述成相互衝突；退離黃金時期是年代神話的要點，而從原始狀態進步則是普羅米休斯的故事的要點。但是在素食行為的例子中，普氏的故事還給人一種悲觀的印象。

本文旨在檢討現代學者的說法，和就有關經論自身的說法，來看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作者以為，此種特色為「不捨世間」。此種對世界的態度，貫通一切大乘經論（尤以大乘經為然），而表現於空、佛身等重要觀念中。

《維摩經》在中國佛教信仰的社會中流傳甚廣，因此有必要將其譯得更精確、更通俗，才能符合眾多信徒的需求。也因而先後約有七次的重譯，其中支謙所譯的《維摩詰經》、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玄奘所譯的《說無垢稱經》，由於各有其可取之處，得以流傳至今。  本文即是就《維摩經》的漢譯以及被收錄於諸佛典目錄中的情形，作一概略性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