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佛教本身，還是從中國文化上去觀察，佛教的從印度傳入中國，都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對佛教而言，佛法入華不僅意味著它在東亞取得新立足點，和數以千百萬計的新信徒；更重要的是在佛教與中國文化接触以後，形成為一種新型的宗教，獲得為這一地區人民更易接受的內容和形式，產生了新的動力，達成新的成就。

印度部派佛教的分立過程，以往已有許多學者研究過[1]， 由於北傳與南傳各種資料上的差異，所得出的結論並不相同。此中牽連到佛滅年代的問題，結集內容的問題，各部思想的問題，以及師資傳承的問題。本文對北傳與 南傳的資料，視為同等重要，並不排斥一方，在顧及上列問題下，引用較合理的說法，探討佛滅後二律系、四聖部及十八部的形成過程，並敘及北傳與南傳差異的原 因。在師資傳承上，注重釋尊各代弟子下傳時，由於地區、見解上的不同，如何演變而成不同的部派。

安那般那法門，乃傳統主要的禪法之一。此法門不僅是共世間的有漏禪門，且是共出世間之無漏禪門，甚至可說是菩薩之不共禪門。有關此種見解，蘊含於諸禪典籍中，由於所傳譯的禪典中，其禪法偏重於世間禪門和出世間禪門來論述，故一般大多視安那般那為世間禪門及出世間禪門。東漢末年安世高所傳譯的禪經如此；乃至西晉竺法護所譯的《修行道地經》、東晉鳩摩羅什及佛陀跋陀羅等所傳譯諸禪經，莫不皆如此。

部派佛教中，有關「聖果」的論題，如預流者有退、無退？阿羅漢有退、無退？沙門果有為、無為？住五識退或意識退？等等，有種種異說，且諍論得非常激烈。本文〈論師的聖果觀〉，即採取《異部宗輪論》、《大毘婆沙論》之資料，探究有關「聖果」的內容，以及相關論題之學派諍議，藉以窺見部派佛教時代，論師們心目中的聖者風貌，以及背後的思想內涵。

本文是探討唯識在中國流傳的情形之一，因為唯識學傳到中國先後形成三個宗派：地論宗、攝論宗、法相宗，而本文僅限於攝論宗的探討。攝論宗是六朝陳末到唐初時代，以研究真諦譯‧無著造及世親釋《攝大乘論》（簡寫為《攝論》，以下例此）之唯識論典所形成的學派，也是唯識學傳到中國的第二期。《攝論》在唯識系統中是最有系統介紹唯識思想的論典，所以這樣的論典傳入中國，將會激盪出什麼樣的波瀾，便是本文探究的原動力。不過，此時期闡述《攝論》思想的攝論師著作大都佚失了。

「迴向」為世親、曇鸞和親鸞的淨土思想的核心概念。世親的《淨土論》提出以迴向門為歸結的五念門，曇鸞和親鸞繼而以對於迴向的殊解來建立他力本願的淨土論，本論文首先在唯識理論的脈絡當中，運用了長梶雅人與高崎直道的相關討論，探討了迴向和轉依、識轉變的理論關連，指明迴向的佛教存有學的思想基礎。迴向是一種淨土的信仰行動，本論文進一步也探討了信仰行動的在唯識學與如來藏說的交涉的觀點中的「三種佛性」和「三種信」的交涉的課題，釐清了信仰對象和信仰主體的整體性關聯。

「戒律」乃佛法傳承重要基石，正法久住的根本力量。就個人修持而言，「依戒奉行」不僅能夠遠離世俗諸般過患，更有助於「定慧」的開顯，《佛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就僧團存續而言，「戒律」不僅能令世人生起恭敬心，也是僧團和合，推展法務的重要機制。1由於「戒律」具有如此不可思議功德，佛陀滅度前乃諄諄教誨：「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2

本篇研究主要的工作即在於扣緊《大般若經》的這一條大動脈，針對其中一再出現的「嚴淨佛土」一詞，在著手闡發其菩提道上的豐富義蘊之前，特別就嚴淨和清淨等相關字詞的梵文與漢譯展開全盤的考察。

本篇論文的特點是以文獻學方法，對「法師」一詞在初期大乘經的角色作探討，同時針對日本學者靜谷正雄的研究作進一步查證與補正。所引用的文獻是三部支讖最早譯出的大乘經，即《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阿佛國經》，代表三部重要的初期大乘經典，以看出「法師」在西元二世紀之前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被中國佛教徒所忽略的彌勒淨土、阿閦佛淨土、藥師琉璃淨土都帶有特別珍貴的特質，注重人間淨土的實現，及智慧、慈悲的大乘菩薩精神。在這四大淨土中，以彌勒淨土出現最早，也最充滿人間現實性。其次，彌陀淨土與阿閦佛淨土是初期大乘佛教淨土思想的兩大流：阿閦淨土是般若流，是重現實的、自力的、智證的、重頭陀行的淨土思想；彌陀淨土是重理想的、他力的、信願的淨土思想。藥師淨土出現最晚，於是受彌陀淨土及密教影響很大。所以，對這四大淨土進行比較，而抉擇出適應現代的淨土思想，這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撰寫本論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