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敦煌文獻的發掘，引起了諸多學者對神會和尚研究的興趣；但重點多半集中於對他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以及發動反北運動的事件，本文則藉由神會開法傳禪的開示紀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來探討神會之教法，諸如：其倡導三學一體、強調善知識之重要與解脫道的關係、對「知」的詮釋以及頓教法的基本精神、教（下）宗（門）一致的肯定、機鋒對話式的普說等，並藉此瞭解神會的「曹溪家風」。

《中國佛教史略》說︰「中國佛教，源於印度之佛教，流行於中國民間。源本於印度，故印度佛教思潮之演化，與中國佛教有密切之影響。流行於中國，故中國民族之動態，與中國佛教有相互之關涉。必合所源承之佛教、所流行之中國以觀之，庶足以見中國佛教之真。」這段話，正說明了治中國佛教史的一個最基本原則。

《迴諍論》是龍樹批判正理學派（Nyāya）的作品之一。正理派以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真實而不空的，而且還以為認識這些事物的四種方法 ── 四種「量」（pramāṇa）也是真實而不空的。這四種「量」是：現量（感官知覺）、比量（推理）、阿含量（言語上的證言）、譬喻量（認同或比較）。而龍樹，在其《迴諍論》中，卻力圖證明這四種「量」的空幻不實性;因為龍樹主張「一切事物都是空的」。

佛法指出，眾生煩惱的根源在於自我的妄執，惟有「無我」的智慧，才能滅除錯誤的觀念，依於正見以引導正行，而終能臻至圓滿智證的境界。斷執的證慧由現觀諸法因緣生、無自性的勝義空慧而得；而觀慧的現證依於定力而發，但孤定不能成慧，惟有止觀兼學且互為扶持方能證得。有關定慧二學的修習，無論是聖典結集、師資傳承與個人修持，都可見到不同的風格、學風與偏向。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月 091 （ 7119 ）號被著錄為「八婆羅夷經」。其中抄錄八波羅夷法結束後，又抄寫一段 500 餘字的短文。文中不僅談到了「彌勒禪」法，也提到了唐代中葉西藏吐蕃贊普「乞裏提足」的名字，在現存敦煌卷子中極為罕見。本文依據其內容，將其定名為「彌勒禪」，並結合相關的佛教文獻，對「彌勒禪」卷子所揭禪法，從禪定與禪觀、慈悲與彌勒禪法、彌勒與彌勒禪法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考察。

佛法於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之後，在經過了接納、翻譯、格義、理解、吸收與實踐等階段的五百多年之後，才由於天台大師的出世，而將歷來西域所傳入的大、小，性、相等各乘、各系看似凌亂各異的佛法，進行了理論與實踐兩部份的總持概括與判攝整理 [1] ，從而完成了中國佛教承先啟後的關鍵性工作。這項工作，不但是在佛法的教理上，完成了整理與統攝的目的，使人們得以用整體的眼光，來把握全體佛法的各個部門，並了解它們互相間的關係與位置 [2] 。

華嚴是一種極具理論色彩宗教思想，淨土則是一種具有較強實踐特色的宗教信仰。兩種思想與信仰在佛教發展中互有交涉、互有吸收。特別是自宋代始，三教合流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禪、淨、教合一的主張聲浪益高，諸宗歸淨土逐漸成為不爭的事實，淨土念佛往生是眾多僧人和居士的底層信仰。

在佛法中，罪因惑起，惑因愛生。犯罪來自煩惱，煩惱來自對「我、我所」（自己與自己所屬或所有的一切）的無明與愛執。而佛法的修道論，即是提供眾生解除生命苦難方法。此中，戒增上學指導修行者，排除身口二行中所有傷害眾生或障礙修道的罪行，並進而淨化錯誤的「知見——無明力」與「情意的染著——愛染力」。從凡夫到聖者，不論菩薩道、聲聞行或人天乘，[1] 其基本的實踐過程皆是如此。

　阿彌陀淨土法門，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其思想與修持長期地影響著中國佛弟子的解行，一直至今仍不稍減。然而由於法門的多元性及應機的多樣性，使得淨土法門的教、理、行、果，亦有著多重性的發展。本文擬以天台宗的 性具思想 為根本，藉由對 實相念佛 內涵之考察，在以法界心念自性佛的認識下，而得出 自性彌陀 與 唯心淨土 的普遍性淨土法門之原理。

「般若波羅蜜」，始於部派佛教的「本生」而來，[1]於 大乘佛法中大放異彩，終成大乘佛法宏揚的主流。般若波羅蜜是菩薩行的主導者，布施等因般若波羅蜜而趣入一切智海，所以名為波羅蜜，故說「五度如盲，般若為 導」。不但只是五度，在般若波羅蜜無所取著的攝導中，一切善法都轉為成佛的方便。